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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2016-05-05 03:09: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lee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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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你的恩情
 
我四處旅行和研究過程中,遇上的最迷人、有趣的餽贈經濟是在日本。我們不僅發現禮物不斷移動,感激與焦慮相互拉鋸,還發現在採買和餽贈過程所貫注進去的高度體貼和細膩。開啟日本人的禮物交換可以發現他們對社會債和感激有非常複雜的想法。
 
人類學家露絲.班乃迪克(Ruth Benedict)在二十世紀中期詳細記載日本人對債務的概念,即「恩」和「義理」(on and giri)。恩最廣義的解釋是一種責任義務。這是一個人從別人那裡,如經理或父母承接過來的社會負擔。員工從經理那裡得到好處,如升遷或紅利,據說即對經理要「懷恩」。懷恩就是對給你好處的人心存感激,日後要回報。
 
恩情的負擔使許多人不願與別人有糾葛,譬如陌生人不經意請你喝杯啤酒或抽一根菸,也要拒絕。即使今天,也有人不願出國旅行,以免必須帶禮物回來分贈親友。班乃迪克說,日本人表達謝意有好幾種用詞,譬如說「阿里阿多」,意即「太為難你了」。另一個表示謝意的字詞「蘇米馬先」,則有抱歉的意思,大略就是「我很抱歉」或「真是沒完沒了呀」。責任意識甚深,似乎無從回報。
 
回報恩情可能需要很長時間,而且很複雜。據說,一個人直到自己有子女之前,都不曉得怎麼向父母報恩。照顧子女就是回報你小時候父母呵護養育你的恩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日本人體認到對天皇需報恩。分派清酒、香菸等禮物給士兵,都是在推動帝國皇恩浩蕩。擔任神風特攻隊出擊就是報答皇恩。
 
班乃迪克描述有兩種回報方式:義務(gimu)是對恩情根本無法完全回報的一種回報,從出生即承擔的債,如父母的恩情;義理(giri)則是以大略相等方式對恩情的回報。她又區分為對世界的義理,回報你同時代的人及家族;以及對名譽的義理,維護你的榮譽、名聲。義理甚至出現在某些家庭關係的名詞上,除了「岳父」,還有「義父」。不照義理行事,會傷害到名聲或「信譽」,被指責不知感恩行事。償付義理甚至以西洋情人節禮物「義理巧克力」的姿態出現,女性送巧克力給並非情人的男性。有一項調查顯示,八四%女性送禮給幫過她們的人,以表報恩;可是只有二八%女性送禮給情人。三月十四日,西洋情人節過後一個月,情況倒過來,男性贈送白色巧克力給女性作為答謝。

即使你個人遭逢不幸,也不能不回報。我有個美國朋友住在日本時,母親過世。當他銷假上班時,發現同事致贈「奠禮」,有一堆信封內含現金,日本人稱之為「okouden bukuro」。他發覺依禮俗,他必須花一半這些錢買東西回贈,如手帕等,這叫做「半回」(hangaishi)。
 
人類學家凱薩琳.魯璞(Katherine Rupp)延續班乃迪克的研究,探討日本交換禮物的藝術形式。雖不是全體日本人都按儀式進行交換禮物,但她發現其中仍有一些模式可循。日本的餽贈經濟的確是一門非常重要的生意:夏季就是盂蘭節(chugen)和冬季聖母節(seibo)兩個送禮季占許多百貨公司六成以上的盈利。商店早早就展開聖母節廣告戰,並增聘人員應付顧客人潮,和美國的聖誕節毫無二致。老百姓因為拿到兩個月以上的年終獎金,口袋多金。
 
這股贈禮季節風氣始於中國,可能是佛教的規矩,藉這個機會向已逝的先人感恩。十九世紀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政府鼓吹民眾捨佛教寺廟,就更具民族主義色彩的神道寺院,以便創造共同體意識。長年下來,贈送禮物逐漸減少敬天拜神的意味。它變成向父母和先人示敬或單純報恩的一種表示。今天的年輕人甚至進一步把聖母節和聖誕節結合在一起,因為兩者同樣是在年底。
 
在日本,謝忱不是光靠鞠躬或禮物綁上彩帶做出表示,而是要看禮物如何包裝來表現。在日本的餽贈經濟極端注重細節。婚禮及告別式送的禮物,要綁上特別的結,很不容易打開。生日、畢業或新生嬰兒送的禮物,則綁上蝴蝶結,容易打開,也代表這種事較常發生。把告別式送的禮物打蝴蝶結是一大忌諱,代表很快可能又會有人告別人間。同理,婚禮送的禮物若是打蝴蝶結,也不是吉兆,代表婚姻不能白頭偕老。
 
上等百貨公司包裝紙包裝的禮物,代表送禮人花了很大心思和金錢挑選禮物。上等百貨公司很堅持要親自代客包裝,才能控制品質、永保商譽。包裝紙上通常都附有商店名稱和地址,受禮人一看就知道從哪一家分店購買。新近員工要接受多日訓練,學會如何包裝。受禮人也應該很小心地解開禮物。其他做法包括送錢要送奇數,因為偶數可以均分,代表不祥。婚禮送的紅包右上角要有鮑魚圖案,因為它是吉祥的象徵。換句話說,在日本送禮是個很繁複的過程,產生一種社會債。

即使沒有正式的會計記錄,日本的餽贈經濟卻有若的確有一本帳存在:禮物會受到嚴密評價。唯一看不到的是價格牌。
 

走進市場叢林
 
以金錢核計責任義務會把它們轉型為市場經濟習見的債務工具,從買房子的抵押貸款變成修繕房子的銀行放款。金融債自有文明以來即已存在。計算利息的貸款比銅幣發明出來,早了好幾千年。
 
大約西元前五○○○年,在今天所謂中東的地方,出現好幾種債務工具。不收利息的友誼借款很普遍,但這些像是贈與:儘管沒有代價,但還是有責任義務要回報。要計息的借貸始於農業和耕作:窮苦的農民借了種子、乾果、橄欖、穀物和牛隻,然後支付利息──即以收成的盈餘支付。然而,以農業品借貸充滿了困難。由於天候難以預料,農業放貸的獲利並不確定。
 
文明逐漸生根後,借貸的需求上升。短期、無息借貸還存在,因為它們協助人們、尤其是家庭成員度過危機。可是,誠如前述,這些借貸比較像是贈與。要了解計息的借貸在古代社會的重要性,我們不妨看看烏爾第三王朝(Third Dynasty of Ur)的歷史。
 
大約西元前二一○○年,即阿卡德王國(Akkadian Kingdom)王國衰亡後,在今天伊拉克南部烏爾城市出現一個王朝,國祚一百零四年。這個時期號稱「蘇美人文藝復興」(Sumerian Renaissance )時期。烏爾城邦領導人整合先進的建築(如磚樓)和有斜坡的拱門,並且蓋了走道,方便人們走路去工作。從這個時代遺留下來的文件也告訴我們,當時的社會文學、語文、宗教和商業都很豐富。
 
許多文獻提到一個商人涂蘭—伊利(Turam-illi)。有五十九塊石板構成所謂的涂蘭—伊利檔案,現在蒐藏於耶魯大學。這些記錄將近兩成是放款文件。涂蘭—伊利被稱為「ugula dam-gar」,意即「商務督辦」。涂蘭—伊利有如其他人的代理人,買賣商品,融資給有需要的人。他和其他商人放款融通支付,以及運轉貨品,這都是任何經濟運行所必要的功能。商人及其他人之間的放款是一種好買賣,因為從計息貸款所得來的收入,可用來購買更多的土地、動物和奴隸。所謂錢咬錢是也。

在這段時期,需要支付利息的放款有幾種結構形式。有些規定債務人以提供勞務當作利息:以銀子交易的放款要求債務人提供技術工人服務;涉及大麥的放款要求以農業工人提供勞務服務。歷史學家史蒂芬.賈芬克勒(Steven Garfinkle)說,要求非勞務作為利息的放款,可區分為「生產性」和「消費性」兩類。生產性放款通常由商人或機構貸放出銀子,供債務人強化其生活狀況,如改建房子等。消費性放款則出借大麥,用在協助債務人餬口、熬到下次收成時。這種放款也有助於人增強他在階層社會的地位,因為債權人增加了勞工對他的依賴。
 
賈芬克勒把融資稱為「功能上的必要物」,因為幾乎人人都依賴它,窮農夫和富人都需要。有錢人可能試圖借錢過奢華生活,或者是再放款給別人賺取更高的利息收入。放款人包括豪門巨室、涂蘭—伊利這樣的商人,以及大型機構。
 
寺廟、皇室和總督及官員的家庭,是蘇美人社會的主要機構,他們是主要的放款人,功能有如銀行。他們收進穀類、動物和銀子作為稅款。他們也從國王賜予或戰爭贏來的土地,產生收入。他們甚至區分可以交易及不可交易的項目,發布交易率、訂定交易基礎。作為機構放貸人,他們把收利息的「消費性放款」借給個人,讓他們能餬口熬到收成季節──正義之神夏瑪斯(Shamash)經常被奉為放款人。債務人的姓名、本金總額、見證人姓名,以及放款始於何年何月何日、債務人蓋章,莫不具體載明。借貸合約通常是口頭講定,因為大多數人並不識字。放款人保管蓋了章的借貸文件,直到付清為止,屆時記錄通常就銷毀。
 
雖然大部分放貸者希望本金和利息都能收回來,但有時候債務人就是沒有能力償付。宣布個人破產不可行,因此就出現某些創意方法償付。當債務人還不出銀子借款時,他們拿家禽和食品代替。蘇美人文字利息這個字是mas、即牛犢(calf),翻譯起來就是以家禽家畜償付借款。甚至還有男人放棄妻兒子女,以他們當利息的例子。當債台高築到了群眾可能造反作亂的水準時,皇室有時藉新君登基頒布赦免令,免除所有的農業債務。
 
現代社會也有類似債務大赦的做法。一直到近年,法國總統新上任第一道命令就是取消所有停車違規罰款。

在美索不達米亞,根據放款的類型,訂定利率的邏輯也不同。季節性的差異是以大麥核計的放款,利率要比以銀子核計的放款要高的原因,前者大約是三分之一,後者是五分之一。這些利率定在巴比倫國王漢摩拉比(Hammurabi)訂定的法典裡,他把它作為治理方針;不過,它並未徹底依文字規定執行,依照賈芬克勒的說法,只是「皇室的宣傳」。然而,寺廟有時候有如今天的中央銀行,出面降低利率,以減緩債務人舉債的負擔。
 
經濟記錄顯示,自古以來歷朝文明,利率逐步降低:美索不達米亞為二○%,希臘為一○%,到了羅馬僅略高於八%。利率降低可能是市場效率及放款風險降低的跡象,也可能反映相繼文明之間生產力及開發的提升。然而,專門研究巴比倫經濟學的麥可.赫德遜(Michael Hudson)認為,利率是為了數學計算簡單化,未必是基於經濟狀況。在美索不達米亞,大部分支付,包括利息支付,都以重量計算,因此採用能除得開的方法計算,比較方便。蘇美人採用六十進制(sexagesimal numeral system),以數字六十作為基礎。我們今天計算分與秒,仍沿襲這個制度。以這個制度計算利率比較簡單明瞭,因為十很容易除得開:銀子的計量單位,一個米納(mina)等於六十個謝克爾(shekel),利率一般訂為借一個米納,月息一個謝克爾。換句話一個米納借款年利率六十分之十二,即百分之二十。即使到今天,某些房地產抵押貸款的利息款仍根據六十進制,把一年簡化為三百六十天,部分原因即是計算方便。古典的希臘和羅馬則使用不同的數字制度,前者為十進位、後者為十二進位。在希臘,利息通常以本金十分之一計算,羅馬則以十二分之一計算、略高於八%。
 
簡單講,幾乎每個人都需要融資借貸,計息貸款成為古代及現代經濟運作不可缺的事物。
 

危險的債務
 
拉珠(Raju)以為他找到一份工作,由緬甸到泰國工作。他必須付「介紹費」,但是他付不起,因此借錢來付。他以為他最終賺的錢可以付清借債。可是他被槍尖逼著在一艘泰國漁船上長時間工作。拉珠提到有個人企圖逃走,「他被抓到,綁在木柱上……通電用刑、以香菸頭燙他……然後朝腦袋開槍打死。」拉珠勇敢地跳水逃亡,活下來,把故事公諸於世。這不是古代的故事,而是美國國務院二○一二年人口走私報告中引述的活生生實例。

類似這樣的故事顯示,債權不僅可用來增強地位,還成為壓迫的工具。債務人沒有能力償付貸款可以造成失去自由的狀況。債權成為控制別人的方法。
以社會債來講,很難決定一個可接受的等量回報方式。沒有明確的價格,餽贈的價值任憑解釋和概算。若是商業領域的借貸,不用猜,因為它有確切的價格。把名目金錢價值標示到債務上,人人都很清楚彼此的權利義務,分毫不差。但是債務人付不出錢時,也沒有太多迴旋空間。以借款合同為名,債權人會做出在家庭領域內通常不會做的事,要求債務人別去看醫生,賣妻女或做奴工,以便償還債務。
 
人類學家亞蘭.鐵斯達德(Alain Testart)把還不了債、淪為奴工,區分為兩種不同類型:(一)做奴隸,還不了債的債務人失去權利及公民權,基本上受到流放,沒有機會恢復自由;(二)扣押當強迫勞工,債務人替債權人工作,當債務付清後最後恢復自由——不過並不保證必然恢復自由。兩者都剝奪掉債務人的自由,並且通常押身做工變成奴隸,因為債權人把食物、醫療等費用加計到積欠金錢,甚至又提高利率。
 
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押身做工涉及到無情虐待。葛瑞伯的研究發現,男人不得賣妻。但是漢摩拉比法典規定,債務人若無力償債,債權人可以扣下他、他的家庭或他的奴隸,強迫他們替他工作。借貸合約實質上使一個人成為一個物件或商品,清償他的債務,把家庭領域扭轉為商業領域。維持一個人的信用就是維持榮譽的一部分,榮譽顯然是最高美德,任何人、任何事都可因它而犧牲。維持信譽在餽贈經濟當中也十分重要,但是商業領域的懲罰通常更加嚴厲。在餽贈經濟當中,加惠人如果對待債務人過份苛刻,本身名譽可能受傷。在市場經濟裡,自古以來,債權人可採用殘酷做法。

漢摩拉比法典對債務人也有些保護的規定:債務人當奴工三年之後可恢復自由;若債務人在當奴工期間受虐待而死,債權人兒子要被處死以為懲罰。歷史上有許多領導人試圖保護債務人。例如,西元前六○○年左右的雅典,由於奴工和奴隸太多,很有可能爆發全民革命。雅典執政官梭倫(Solon)取消一切欠債,廢除因債而為奴隸(但沒有廢止所有形式的質押為奴)。他和古代的許多統治者一樣,認識到欠債太高會出現惡果:如果權力平衡過度偏袒債權人,整個社會會崩潰。因此,保護債務人其實就是保護債權人,不能打翻整個蘋果車。
 
還不了債而坐牢在古代也是常有的現象。羅馬帝國時期,債權人因債務人逾期不還,可以將他逮捕,送上法庭。債務人若被判有罪,往往送進私人監牢坐牢,六十天之後他可能成為奴隸、奴工,或甚至處死刑。雖然不常見,債權人也可以切下債務人身上、相等於欠債金額的肉作為補償。不過,羅馬統治者也和希臘及巴比倫的統治者一樣,明白保護債務人的重要性。他們設立公立監獄、訂定四個月寬限期還債,最後則完全廢止欠債坐牢的刑法。
 
但是欠債坐牢並沒有完全絕跡。十八世紀的英國,許多債務人被關進倫敦的艦隊監獄(Fleet Prison)或馬歇爾海監獄(Marshal-sea Prison),狄更斯的作品曾提到後者。艦隊監獄曾有一個債務人,他是貿易商,純因生意欠佳被抓去坐牢。他先從辦公室被揪到街上,躺倒在地面對惡劣天氣。雖然身體健康不佳,這個貿易商遭到獄官拳打腳踢。次日,獄官把鐵棒壓在他腳上動刑。囚犯要求庭訊,以抗議遭到酷刑。可是他還是被送進牢房,甚至以更多鐵棒壓身,讓他痛不欲生達三個星期之久,他也差點失明。發生多起類似不人道事件後,英國國會一八六九年頒布債務人法,禁止欠債坐牢的刑罰。

許多人因為負債,為了躲過債權人,逃到美洲。然而,美洲殖民地仍有債務監獄,許多殖民者身受其害。賓夕凡尼亞州的創始人威廉.賓(William Penn)和革命戰爭的金主羅伯.莫理斯(Robert Morris),都曾經在這種監獄吃過苦頭。我所出生的喬治亞州其實最初是債務人的避風塘。創始人詹姆斯.歐格烈索普(James Oglethorpe)因為友人在債務監獄死於天花症,遂矢志強烈反對債務監獄。他成立喬治亞協會(Georgia Society)這個債務人避難所,後來爭取到英王喬治二世皇家特許飭令,准予成立喬治亞殖民地。儘管有人設法廢止債務監獄,它還是存在。一八三○年,紐約有一萬多人關進債務監獄。有些人負債數額根本微不足道。在費城,有三十個坐牢者欠債未還金額都沒超過一美元。欠債未還坐牢的人是暴力犯罪坐牢者的五倍。聯邦政府終於在一八三三年醒悟過來,廢除了債務監獄。
 
國家支持的負債為奴和拘禁已經大幅降低,但是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調查,即使今天,在南亞及世界其他地區,仍有數百萬像拉珠這樣的人掙扎求生要償付欠債,陷於艱苦境地。有時候他們甚至是,以工作償付已故先人所留下的債務。
 
欠債的黑暗面並不只限於新興國家。很不尋常,美國仍有好幾個州允許把債務人送進監牢,自從二○一○年以來發出五千多張逮捕令。二○一一年,仍有公民因欠債未還被抓坐牢。全球金融危機期間,討債公司祭出嚴厲手法。有位女士因汽車消音器故障被警方攔下,一查,她積欠醫藥費七百三十美元,法院傳她到庭,她沒有出庭,當下就被逮捕,而她根本不知道討債公司已對她提出告訴。雖然金融債工具已變得更加複雜,也容易交易,欠債的黑暗面自從漢摩拉比時代之前就延續至今天。
 

從思想到軀體
 
本書第一篇作為以下一篇的知識基礎。對金錢的演進論調查顯示,對所有生物而言,交易是最根本的東西。起先,被交易的工具是食物,它是為求生存的演化目的。但是當人類得到象徵性思考的能力時,更持久的商品也拿出來交易。第四章是這一思路的延伸,談的是金錢的商品形式。

然而,從人類學角度調查金錢又告訴我們,債務是首要的通貨。不是每一筆交易都立即完成。我們互相施惠別人,也記得誰欠我們。甚且,財務債比起硬幣的發明還早了幾千年。當時的錢不必是商品。我們可以交易不具實質價值的東西,因為它依然是價值的象徵。第五章是這一思路的延伸,談的是金錢之作為價值的象徵是由發行者決定,而發行金錢者通常是政府。
 
從加拉巴哥群島到特羅布里恩群島,我探索了解金錢,從掌握一個思想的根源開始。使用金錢是否遺傳學的機能、神經的刺激原或是文化所灌輸的行為,我們為什麼交易也是一個很迷人的問題。但現在該是從「為什麼」移向「是什麼」的時候了。從金錢的「思想」移動到金錢的「軀體」:它長個什麼樣子、有什麼感覺。以及儘管形式有改變,它如何一直以來都是價值的象徵。
 
(摘自《錢的歷史》第三章:負債累累──債務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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